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3:羊城晚报出版社解密"523任务"

羊城晚报出版社关于青蒿素的书，也有了一份迟来的反响 王倩

揭秘青蒿素与广东的故事3

发现、提取青蒿素这一重大成果为何“埋藏”40 年？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十年前的成果到现在才获奖？”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成为“迟到的荣誉”，那一定而且是只有读一本叫做《迟到的报告》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如今有的已经不在人世，这本书也如同青蒿素的故事一样，静静地被埋在资料堆里，默默地只在专业领域内流传。直到2015年，许多记者在采访屠呦呦、李国桥时，手上都会拿着这本书。

      青蒿素的诞生不像很多其他科学发现发明，是实验室里的成果，或者是偶然拾珍，它的诞生纠缠着战争、死亡，跨越了文革，曲折而神秘。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小组成员沈家祥教授曾说过一句话：“没有523，就没有青蒿素。”

     究竟何为“523”？如今，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尽，《迟到的报告》在四十年后，完整地解密了这一切。这本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的珍贵史料，已经成为记录青蒿素诞生始末的唯一一部史料书籍。

       羊城晚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高维

抢救性编写 不愿留遗憾

      屠呦呦获诺奖的那一天，罗贻乐像自己也获奖了一样高兴，因为他马上想起了自己亲手编辑的《迟到的报告》。

   “我是学中医药出身的，拿到这部书稿，我觉得捡到了宝。”时任羊城晚报出版社社长的罗贻乐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他非常明白这本书在世界医药史上意味着什么，“这段历史非常特殊，因为战争，因为‘文革’，所有的史料当时都是保密的，很难被外界了解，虽然2006年青蒿素研究还没有获国际大奖，但我们中医中药界的人知道价值非同寻常。”

      组织完成这一珍贵史料的抢救工作的，是广州的民营企业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一面不计回报地投入青蒿素类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国际救援，同时着手开展了一系列青蒿素文化整理工作，其中就包括了策划编写《迟到的报告》。

      时任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德裕担任了《迟到的报告》策划工作。“本书的主编张剑方是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了解整个过程，能获得大量原始资料，”黄德裕说，“我们策划这本书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当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很多史料再不整理就会丢失遗忘，那将来会是莫大的遗憾。”

当年的对手 如今的朋友

    《迟到的报告》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更受到国际上的关注，黄德裕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里面还有一段佳话。

    《迟到的报告》英文版的翻译Keith Arnold教授是原瑞士罗氏远东研究基金会医学主任，他还曾就职于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医学研究院从事抗疟药物研究。戏剧性的是，当“523任务”帮助越南研究青蒿素时，Arnold教授也正在为美军研究抗疟药物。可以说，当年是战场上的对手。1975年，Arnold教授为了进行对比实验，辗转进入中国，当时中大教授江静波和广中医教授李国桥正是他的联系对象。就是这次科研合作，Arnold教授发现了神奇的中国植物药——青蒿素。在他的帮助下，关于青蒿素抗疟的研究论文于1982年在《柳叶刀》上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医学杂志上最早公开发布的学术研究文章。当时论文稿费的英镑支票寄给了江静波教授，不过他无法在国内兑现。

     Arnold教授因此与中国和青蒿素结缘，战争结束后多年，他一直关注和帮助着广州青蒿素研究工作，“为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提供了不少资金援助。”黄德裕说。这个曾经的对手，因为广州的青蒿素研究工作，变成如今的朋友。

▉战场之外的战场——解密“523任务”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救国战争。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很大减损。

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在不到两个月里，有的部队疟疾的感染率达到100%。据报道，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但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痛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

       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严重影响。据当时的消息，在美军狂轰滥炸与严密封锁下，有的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战场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其余指战员都因感染疟疾被送往后方治疗。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阿的平等效果很差。此时，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高效、速效的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双方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越南方面，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解决军队受疟疾困扰的问题，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一项援越抗美、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组织全国性的医药科技力量，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523”全国大协作

      1967年，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鉴于提供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药物大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只有靠部队的科研力量，军民大协作，才能更好地尽快完成这一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医药工业总公司，组织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在统一计划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

      针对热带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的要求，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会议情况向分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由于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遂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

    “523任务”在北京、上海、广州（含海南）、南京、昆明和四川、广西等地成立了地区523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由于这是一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的紧急援外战备的特殊任务，虽然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单位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523会议精神和各项研究任务，仍很快传达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当即抽调技术骨干组成了各种专业研究队伍。

中大也参与“523任务”

        1969年，北京药物所与广东地区的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协作，开展植物鹰爪抗疟效果的研究。植物鹰爪一直是当时中草药专业组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有效成分经测定定名为鹰爪甲素，其抗疟效果强。中山大学化学系在1974-1977年对鹰爪甲素开展了合成类似物或简化物的研究。鹰爪化学结构中过氧基因的存在，对后来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有很大的启发。但该药资源极少，植物中有效成分含量很低，难以大量提取推广使用。

       大量科研人员为了完成523研究任务，甘愿自我牺牲。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关碧珍等，为了搜索疟疾发病规律，观察针灸有效穴位或试验新药疗效，自身感染疟源虫，忍受连续高热病痛进行试验观察。中山大学江静波老教授，女儿在农村插队溺水身亡。他让老伴处理后事，自己仍坚持出差工作。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在测定青蒿素绝对构型的试验中起了关键作用，由于加班疲劳过度，一名研究人员昏倒在实验室，不治去世。